世界首座丨鲁甸红石岩堰塞坝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发电

[5]当下，环境污染已经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环境治理议题具有强烈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意义，近年来，在我国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对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均开始浓笔重墨，可见，环境保护和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及政治建设的的核心领域之一。

借鉴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宪法实施的监督审查制度，让改革在稳定中有法可依、有路可走。[2]这种特点在经典宪法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法国式的宪法循环（Les cycles constitutionnels francais）。

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曾经如此评价第四共和的政体：这种制度在过去12年内一再做出了各种表演。与此同时，法国社会的公民权利意识再度觉醒，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属于主权行使问题，故议会才是审查自己法律合宪与否的法官。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受卢梭思想和大陆法传统的影响，由法院对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响。不过这种法国式的特殊个案对于中国的宪政发展史来说却并不陌生，革命与维稳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荡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

吴天昊：《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载《法学》2006年第10期。[41]Pierre Avril et Jean Gicquel,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5e edrton, Montchrestien, Paris, 2005，p. 36. [42]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Montchrestien, Paris, 2006, p. 67. [43]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4页。这正是政治性宪法审查的危险之处。

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叶意识到了高等法院的积极作用，并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它作为法律的保卫机构（dépôt de lois），一个君主国，只有中间阶级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法律的保卫机构。但即使国王发出钦判敕令，高等法院仍然可能拒不从命并再次谏诤，此时，国王可以采取一种最终性的反制措施——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即国王亲自出席法院并开庭从而强制注册自己的法令。参见史彤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政理论与实践研究（1789－18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34页。后者在英美法背景下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前者在法国的失败却能告诉我们如何躲避宪法审查建构过程中的雷区。

第三，如果应予救济，是否应当由最高法院提供。现代宪法审查制中的宪法判决虽然具有最终效力，但主权者仍然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改组法院等方式推翻法院判决。

五、在政治中覆灭的高等法院：影响与启示 巴黎高等法院是在历史中通过行使审查权而逐渐发展、确立并最终丧失审查权威的，正所谓辅君而兴，僭君则亡，由此，审查的权威结构与审查权的行使方式在时间性意义反思中动态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事实层面看，高等法院通过以国王之名对各领主辖区行使司法权，促进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同时也强化了王权本身，陈颐博士将此作用概括为司法统一国家、司法总理行政和司法整合国家三个方面，可以说，法院在司法、行政、警察领域的日常运作，构成了新兴君主国常规治理的核心。当代学者普遍将宪法委员会的1971年结社自由案判决视为法国式马伯里案，〔[31]〕其实该判决的论证逻辑与马伯里案相去甚远，只是在结果意义上激活了法国现行的宪法审查制，也仅在此意义上才能与马伯里案相比。参见庞冠群：法国旧制度下的御临高等法院，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1日，第A05版。

其一，在缺少成文宪法典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将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视为宪法审查？其实，成文宪法典是大革命前后才形成的近代宪法概念，而在此以前，宪法规则集中体现为历史形成的不成文宪法规则即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基本法因其内容的根本性而与普通法律相区别，〔[22]〕也因此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备的限制国家（主要是王权）的效力。根据莫尔内（Daniel Mornet）教授对大量文献的考察，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前，诸如《社会契约论》等启蒙作品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书不为人所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很少谈论它……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1789年前的读者中，我们找不出10个对该书有强烈印象的人，而其他启蒙性的政治辩论都无非是些乌托邦和思想游戏，其传播十分有限，其影响——如果真有的话——也几近于无。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有必要准确且全面地探明政治性宪法审查的产生脉络，尤其是其存在与发展机理，这不仅有助于夯实宪法审查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我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在认知上具有纠偏作用。在建立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当按照宪法教义学或释义学的思路，而不是舍本逐末地按照政治性思路来规划宪法审查的具体方案。

它在1178年正式定名为Parlement，〔[15]〕因常设于巴黎，故亦称为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法院的成员具有参与政治的强烈意愿，作为法官的主体，贵族阶层本来就有参政的传统和强烈愿望，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仅仅就是一群专业法官，而高等法院的巨大权力又为他们干涉其他政务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平台。

巴黎高等法院1392年至1788年的注册和谏诤制度是世界宪法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性宪法审查。一是，在现代宪法审查制度中，宪法认定往往只能依据成文法或实定法，但不同的是，高等法院的谏诤书一直具有超验论色彩，正义、理性和美德的抽象原则（the abstract principle of justice, reason and virtue）向来是法院审查法令的标准。

高等法院作为审查者与国王作为立法者和主权者的关系，在现代宪法话语中转化为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17]〕 Jean Brissaud, History of French Public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15, p.447. 〔[18]〕 Ibid, at 447. 〔[19]〕 François Olivier-Martin, Histoire du Droit Public Français, Paris: Cours de Droit, 1950, p.542. 〔[20]〕 御临法院除作为王权强行立法的工具外，还承担审判大领主、国事论坛和国王即位仪式的功能。审查权的行使方式其实与审查权威的确立在历史中是紧密相连的，审查机关既需要积极妥当地行使审查权，从而为政治提供额外的正当性来源，又需要消极地自我克制，从而不对主权构成政治竞争。〔[62]〕 （法）伏尔泰，见前注〔16〕，第220页。法院有时甚至将自己当成是超越于三个等级之上的，因为法院是裁决者，包括是国王与人民的裁决者。〔[38]〕孟氏所说的君主国是法治君主国，即由单独一个人依照基本法律（lois fondamentales）治理国家的那种政体，〔[39]〕可见，高等法院作为法律保卫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显然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常态君主制就会沦为变态君主制。

〔[12]〕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自路易十四以来随着王权日益强大，法国旧君主制一直在专制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之间徘徊，因此如何限制王权从而防止王权走向自我毁灭成为旧君主制的固有难题，而神授论在这种条件下仅能说明王权在来源上是正当的，却不能说明其行使总是正当的，由此，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便成为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

尽管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立足点却始终如一，即旨在促进宪法作为法规范的解释、实施和适用，基于这一立场的宪法审查可以称为法律性宪法审查，即审查制度的定位是为宪法的教义性适用提供一种制度框架。〔[66]〕据此，既要排除政治机关担任宪法审查职能，也要使审查权的行使遵循政治回避原则。

进入专题： 宪法审查 政治性审查 。与法国不同，英国的Parliament最终却演变为审议机构，为何出现这样的差别？学者Bancroft认为，这是由民族法律性格决定的，前者是高卢或罗马——高卢式思维，而后者则是日耳曼式思维。

尽管宪法判断本身也会造成影响政治的结果，〔[67]〕但在逻辑与历史的角度，宪法的教义性适用在先，而影响政治的结果在后。〔[4]〕 如林来梵，见前注〔1〕。因此，尽管部分外省高等法院（如波尔多高等法院）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但都不如巴黎高等法院那样举足轻重。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宏观意义上的模式论，即通过比较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不同模式来探讨我国所应作的模式取舍，〔[2]〕晚近以来的研究则转为微观意义上的技术派，在承认现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宪法第67条第1项）的前提下，探讨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的程序〔[3]〕、技术〔[4]〕和方法〔[5]〕等。

这些权利的维护是社会的最终目标，并且它是君主制的本质，君主制中的公权力行使应当服从于基本法的权威，基本法作为法律中最不可侵害的部分，促进政府的目的，确保同样的权利得到维护，以便维持政府之所以建立的那些目的。（一）历史进程中的审查权威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权威也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

此时，按照惯例，高等法院就必须以谏诤书（lettre de remonstrance）的形式向国王说明拒绝注册的理由。实际上，中国古代所谓中书出命、门下审驳、尚书受成颁之有司的理想模式仅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存在和运作，〔[24]〕况且门下省的谏议并不具有法的规范意味，尤其不含人权内涵，因此不能视为宪法审查，监察是官僚制背景下的吏治范畴，离宪法审查就相去更远了。

〔[61]〕 学者认为法国在2008年改革后亦回归到凯尔森的宪法司法模式，See Federico Fabbrini, Kelsen in Paris: Franc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Posteriori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in German Law Journal, Vol. 9, No. 10, p.1312.。但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不同，由于与马伯里案相同的论证逻辑，二者的相似度是本质性的。

3.各省之习俗和让步条件。〔[40]〕既然是立宪君主制的构成要件，并且受到广泛的承认，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权必然是基本法中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2.国民的权利自由托付于定期召集和组成的等级会议。〔[19]〕除了国王与法院的主观意愿外，长期的注册习惯、法院的职权扩张、法院作为咨询机关的传统以及法院与国王的权力对比变化等等，都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便利。

〔[14]〕因此，在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意义上，司法审查的发生是极为偶然和特殊的。〔[69]〕 如强世功教授所言，如果采取白柯方案，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参见强世功，见前注〔10〕，第971页。

See John J. Hurt, Louis XIV and the Parlemen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6. 〔[43]〕 Jean Brissaud, supra note 17, at 448. 〔[44]〕 Roger Bickart, 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 Alcan, 1932, p.132. 〔[45]〕 1789年11月3日，拉梅特（Alexander Lameth）动议废止高等法院，有人反对说高等法院已经解散了。王权虽然因为法院的注册和谏诤而受到了限制，但却并不能简单地将审查视为对王权的妨害，相反，它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增加王权以及整个君主制的正当性，原因在于，王权若使自己服从于基本法的约束，并接受某种形式的被设计来审查其运作合理性的外在控制，则会获得更多的公共信任，此时，宪法审查实际上构成了王权正当性的额外源泉，是君主制作为立宪君主制具有美德的标志。

伴随着王权的不断扩张，高等法院的规模、职能与政治影响持续壮大。参见张翔，见前注〔6〕，第929页。